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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凌云岚:1919年长沙怎么抵制日货  

2012-09-24 17:30:00|  分类: 晒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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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走到坡子街的华泰长洋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捣毁它!”有人发出大声的号召。

    625日这天的抵制日货游行,足足汇集了四千多人,主力有学生、商人代表及各类社会团体成员。路线是从教育会门前整队出发,经水风井、东长街,折向藩正街、青石桥,左转出南正街,再右转至学院街,折至老坡子街,出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一线直到清泰街,左转潮宗街,折向太平街、三泰街、小东街一带,右转通泰街、学宫街,折向营盘街,最后回到教育会前坪。

这一条线路,老长沙应该很熟悉,沿途所至,基本将长沙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囊括在内。

天公却不作美,游行队伍还未出发,便下起了雨,且雨势愈来愈大,好在游行队伍中一个逃兵也没有,为了表示决心,连伞都没人撑,全体冒雨前进。每行至一洋货店前,这支队伍便大呼口号“莫买日货”。行至陆军监狱门前,守卫士兵向队伍举枪示敬。一路行来,商学各界都派有纠察员,协同警察共同维持秩序,自始至终,这支包含了七八岁小学生的队伍都井然有序,也没有与任何洋货店发生冲突。

但是,华泰长!这家店是有前科的!

自“五四”以来,长沙跟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然而,长沙国货维持会6月中旬便已发现:有些洋货店借“提倡国货”之名,大肆拍卖库存日货,采用的手法和后来的“最后两天,跳楼甩卖”一般无二。而爱国学生在沿街清查过程中,发现坡子街的华泰长,店铺门上大书特书“改洋货为国货”,店里陈列的商品却全都是日货。更嚣张的是,华泰长店主面对学生纠察队,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和学生伢子辩论起来:“你们能读洋书,操洋操,我就不能卖洋货?”

学生伢子怎么回答的,未见记载,大概也是有理说不清,终于引发肢体冲突,招来了警察。不服气的店主虽然未被拘押,却被学生们扭送到苏广同业会,被业内同仁严加申斥,店内所有日货搬至行会保存,并罚停业三天。

两天之后,还是华泰长,在被令停业期间,擅自开门营业,店主声称原因是“路过军队要求开门买东西”,但恰恰被沿街巡查的学生瞥见,顷刻间华泰长前便聚集了学生八十余人,一半驻守店内,一半去同业公会反映情况——店主再一次栽在学生手下,判缴罚金,而且要将自家广告中“国货”的“国”字遮掩住。

此刻,四千余名爱国者聚集在华泰长门前,一人动根小指头,就能把这家不爱国的奸商打得片瓦不存。不仅泄了多日来的国仇家恨,还能杀一儆百,威慑群小,难道不是大大的好事?

群情激愤。可是,居然还有“多人主张暂予优容”,多给店主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处理掉存货,如果仍不改正,再行捣毁。华泰长就此躲过一劫。

雨继续下。满身淋漓的爱国者们,游行一周后,回到出发地教育会门前,绕场站立,听完商界、学界代表的演说,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呼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摄影,散会。

本次游行,博得了媒体的高度称许,长沙《大公报》时评有云:“即北京、上海、南京各处游街会,恐亦无是美满云。”

625日的长沙抵制日货游行,之所以显得难能可贵,是因为自抵货运动在中国兴起之时,“暴力”的阴影便始终挥之不去。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让运动组织者费煞心思的,不是如何激发群众,而是如何避免暴力。“理性”、“节制”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原因很简单:义和团运动给国人带来的心理阴影仍然浓郁难解。上海《外交报》发表《论抵制美约》,也强调在运动中要特别警惕暴力举动,以免转移运动焦点,破坏运动形象,甚至引发国际纷争。连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华人,也在当地华人报纸《东华报》上登出《嘉兴支亚馆学生拒约歌之一》,倡导国货的同时,大声疾呼:“记记北京义和团,害得国家赔款苦。千万千万莫忘记,凡事须耐三分火。”

遗憾的是,自此往后,历次抵货运动,始终不能与“暴力”做完全切割。包括捣毁店铺、强行没收私人物品、人身攻击等等,在之后的抵货运动中屡见不鲜。因为每次的抵制活动,都创造出这样一种氛围:即准许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通过暴力和威胁达到抵制某货的目的。

单就1919年的抵制日货而言,如抵制动机不是发自商人、顾客内心,而是爱国者的强行要求,便往往形成暴力干涉。学生和商人,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形成分歧甚至对立。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而言,丧失商人的支持,运动的力量将大幅减弱,但在商人利益和抵制力度之间,如何寻得平衡点,无疑是运动带来的难题之一。据台湾学者吕芳上所做统计,在1919-1921年间,学生和商人之间因抵货而发生的较大冲突有16次,其中程度激烈者如成都学生将日货商18人捆绑插旗游行示众,造成学商冲突,学生死一伤十,震惊全国。

长沙625日的游行为何能够“理性爱国”?首先得归功于此前当地学商二界已经达成协议,商界公会同意对日货销售进行制约,在此约定之下,学生对某些不良商家才有了临时“执法权”。也因为双方达成了共识,即有冲突,还有斡旋之余地。而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运动中的暴力因素,亦不乏警惕,即便是对一个多月前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也有不少反省之声在回响——其实,据周予同的回忆,五月四日当天,这一举动也未得全体同学赞同。特别是熟稔法律的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对放火殴人之举更颇有非议。

当然,长沙六月常见的大雨也帮上了忙,冷雨中人群的火气总归要小些。而54日的北京则不然,据陈平原的考证,“五四”那天,北京早凉午热,游行人群在东交民巷等候近两个小时,又在正午的烈日曝晒下转进赵家楼,身上穿的却还是清晨防凉的“春捂”衣袍,也没人发瓶矿泉水解渴,“难免忿恨之态”,这于后来的火烧殴人之发生,未尝没有刺激作用。

总之,1919625日这一天,长沙抵货运动,与暴力擦肩而过,是各种因素的合力,多少也带些偶然性。这么说,是因为游行三天之后,学生们发现华泰长的日货有增无减,且面对学生的质问置之不理,这一次,愤怒的学生捣毁了该店。长沙的抵货运动,终于也没有走出暴力怪圈。

不过,有一个细节,今日看来仍很新奇:

捣毁了华泰长之后,学生立刻请来当地岗警和临近店家监视现场,以免外来痞徒乘火打劫,并请他们共同作证,无人私带华泰长任何货物。青年们这才整队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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