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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历史的符号化——11月29日就《一九四二》参与《燕赵都市报》讨论  

2012-12-05 15:24:00|  分类: 游目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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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符号化——11月29日就《一九四二》参与《燕赵都市报》讨论 - 杨早 - 高芾的野史记

1、成功的商业导演为何都开始热衷于拍这些沉重而敏感的题材了。比如陆川比如冯小刚?(这个问题可以简单说)

   坊间总说冯小刚有史诗片情结,渴望拍出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影片。甚至有故事说冯与陈凯歌争拍《1942》。这个无所谓,关键是看电影咋样。中国导演从来不缺情怀,缺的是对历史的独特思考与穿透力。

 

2、1942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如何存在于我们的记忆?

    1942年河南发生了大饥荒。虽然死亡人数尚有争议,“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温故1942》)这些记载应该没有大问题。

大饥荒在20世纪中国很频繁。论惨烈程度,1942年的河南也不是最严重的。刘震云在原著小说里,探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灾民面对灾难的态度与行为;(二)政府、军队、外国人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单纯的灾难很容易被遗忘,尤其1942河南饥荒在一个时代大变局的框架之下,不仅容易被日后的公众遗忘,即在当时,也没有在中国社会的关注版图参据太大的位置。文学是留存记忆的最好手段,但这场饥荒当时没有任何的文学文本加以描写,直到政权变换之后多年,才在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中有所反映,才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

 

3、如果没有贴着冯小刚标签的这部电影,1942能意味多少?

    多半只是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的小圈子知识。中国社会还是更习惯关注政治史与人物史。


4、1942的政治变成了历史,它与当下的政治、社会有何联系?

    与当下政治、社会的联系,雷颐在《历史的裂缝》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如政府与赈灾的关系。刘震云的原著中充满了压抑的愤怒与嘲讽,这种情绪的产生,是由于他心中有一个“正常政府”的标准,有一个预设的政府在灾难应该承担什么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跟当年的《大公报》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想法是一样的。

 

5、1942究竟被什么遮蔽了?逃避掩饰?商业至上?成败论?

   不太懂这个题目的意思。如果是讨论电影,因为还没看,就不说了。至于历史的1942被什么遮蔽,可以上升为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中国人的苦难记忆确实比较淡薄,你可以将之斥为一种麻木冷漠的国民性,但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中国人抵抗精神苦难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太长,苦难史也同样的漫长,不仅仅是官方不太情愿提及这些频繁的灾难,民众也未必愿意沉浸在苦难记忆中。面对不可抗的苦难事件时,遗忘是一种本能的逃避。在有理由责令历史学者记录与研究的同时,也要能接受民间“遗忘的传统”。当然,官方的有意规避不应容忍。


6、《一九四二》,我们该温故什么?集体记忆与温故求进。“温故”实际是补上一堂向前走的必须的课?

    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由晚清之前的小政府模式向现代政府模式转型之中,而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又因为战乱降至最低。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救能力最弱的时期。在我看来,刘震云在小说中太多地推测当时领导者如蒋介石的心态,而且这种猜测显得比较平面,这是这篇小说或非虚构报告有丰富的细节,思想穿透力却不足的原因。

    但是刘震云提出的另一个命题是成立的:在政府不管灾民、而敌人发给粮食的情形下,灾民应该保持爱国情操与政府共同抗敌,还是甘当亡国奴以保全生命?这个命题其实相当现实,全世界都会碰到“主权与人权孰重”的二难处境。对这个命题不能也不应遽下结论,了解并理解历史的复杂性,继续讨论与思考才是唯一的正途。

7、《一九四二》与《白鹿原》,突破与残缺。刘震云与阎连科,主流与异类,还有,圆滑与批判,妥协与独立等——文艺不自由,文化无希望。中国是否需要有更尖锐的冯小刚,更批判的《一九四二》?

    最近开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有位兄弟的发言很引起我的共鸣。他说:当下作家的历史书写大都风格化了。我理解这个“风格化”其实是一种论先于史的表现。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莫言、严歌苓,莫不如此。这使得他们书写的历史,只流于个人叙事的表达,而无法汇入社会的公共历史叙事,与其它的书写者形成对话。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一条条历史的支流,却无法从中完成历史全貌的拼图。《温故一九四二》的形式其实非常不错,由一位资深作家来考察历史,进行非虚构写作,既能保持写作的形象与温度,又能避免作家个人不恰当地介入历史建构。可惜中国的“作家非虚构写作”没能形成传统,导致今日“公众只能藉由影视等大众娱乐形式分享历史”的尴尬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历史书写者是不完整的,电影无非是导演、资本、观众、管理者四方之间的权力博弈。这很可能会导致历史的符号化,无法真正牵动这段历史的公共记忆。

 

12月5日补:

    我认为对历史的整体判断大都可以用常识解决。刘震云原作中提到灾民的“遗忘”很重要,可惜作家本人将他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想像凿实了(他用了许多90年代靠不住的煽情野史),反而让最可贵最可补史料之缺的口述实录无足轻重。这个缺点在90年代可以容忍,于今日之刘震云,实一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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