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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古都西安的繁荣与忧虑  

2010-05-28 08:2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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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京政府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国都也迁至东南。这一下西安与北平几乎平起平坐,都是旧皇都,又分别承担着中央政府遥控西北与东北的枢纽功能。

在此之前,来访、途经西安的多是官吏、学者,他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自然集中于古物、史迹,于是西安在中国人印象中,就是一座遥远的古都。

进入20世纪30年代,西安迎来了不少记者、旅行家,他们的眼光更多地投向了城市、商业、教育、居民、风俗,一个“近代西安”在他们的笔下日渐成型。

较早的西行名人,当属《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他于1932年8月随陕西实业考察团游陕一月,撰就《西行记》。是次实业考察,基因于一年前有“九一八事变”,嗣后又有“一·二八”淞沪之战。一旦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能否长期支持,要看西北西南的广大腹地人力物若何,尤其西北开发,需加充分调查。

在陕西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建设厅长赵守钰的一番话让人印象深刻:“陕西连年荒旱,遍尝着人间罕有的痛苦,虽然有了丰富的宝藏,却免不了饿殍载道。他们因为缺乏科学和教育,货弃于地,不知探拾。结果,陕西的民众,好像手中捧了金碗银箸,还向着人们讨饭,真是可怜……”这与考察团次日开始的物价调查若符合节。首先是交通问题,陕西烧的是山西煤,煤区价大洋五角可购一百斤煤,但运到西安,一百斤煤要价二元六角,同人惊呼“这实为全世界最高的煤价”!令人咋舌的外来货还有:烤鸭每只六元,鱼每斤三元半;果子露一瓶一元四,汽水八角一瓶,啤酒一瓶一元八角;汽油则每箱十元……要知道,西安市场上,一元钱可以买肥鸡四五只,或鸡蛋120枚。顾执中感慨道:假使陕西的水道和交通问题一日不解决,那么全省的实业将永无发展的希望。

据赵守钰说,省内各地,比起西安来,已是地狱天堂之别。陕西赈务会主席康寄遥向来访的华侨飞行家林鹏侠介绍,陕省九十三县,自民国十七年后五年中,荒旱之灾遍全省,霜、雹、风、蝗、瘟、疠之疫层出迭见,再加上兵匪交困,“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膏原,多成赤地,饿殍载道,谷罄粮绝,乃致树皮草权,剥食殆尽,拆房毁栋,难求一饱,卖妻鬻子,死别生离之惨状,无可形容”(《西北行》)。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想到唐末动乱频仍的关中,或明末流民纵横的陕北。

农村的灾荒凋蔽,反而开启了畸形的城市化进程。陕西唯一的中心城市西安,人口连年增多,商业日渐繁荣,这种情形,从《申报》记者陈赓雅1934年发表的《西北视察记》可以看出:西安人口,1931年调查时只有10.8万人,到1934年已超过15万。旅行家侯鸿鉴更是感慨于1918年来西安时只见“马嘶日落困危城”,十七年后,却是“目睹宏广之街衢,汽车络绎于眼前”,不禁喜而赋诗曰:“而今耳目一番新,都市繁荣气象春。遮道车尘非昔比,喧腾民乐曲江滨。”(《西北漫游记》)

然而,这种繁华景象,也惹发了许多观察者的忧虑。最著名的大概要算记者范长江,他在发表于1935年11月,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的一篇通讯中惊奇地描述了“一般都市都在经济没落中叫苦,独有长安却呈现急促的繁荣”:“商店的数目,和各店中的贸易额,皆有极大的增加。建筑事业更如雨后春笋,异常活跃。土地价格从每亩十数元,暴涨至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旅馆业尤为兴盛,无论大小旅馆,欲求得一席地,亦殊有‘长安居,大不易’之观。”他也证实了侯鸿鉴对市政的观察:“从市政上看,一年来长安的进步,直可谓一日千里。主要街道,已一律筑成碎石路,小街僻巷,从前大坑小坑镶成的路面,现在亦通成了通车无阻的坦途。”

西安景象一新的原因,有赖于陇海路的通车,来西安的人与货,都不必再于潼关弃车登舟,而可以由铁路直达西安,渭河流域的农产品也可以借此外运,顾执中看到的日用品与外来货物之间的巨大价差,正在被日渐发达的交通敉平,可以说,陇海路的通车,让古城西安第一次感受到了全国化乃至全球化的滋味。

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因红军抵达陕北引起的“剿匪”中心转移,则未必对陕西经济是正面的促进。范长江举例说,江西南昌曾以“剿匪”而盛极一时,同时在红军离去江西以后,也就景气不再。而今的西安,消费品越来越多,日用工业品生产却不见起色,“关中货币,无希望的流出,隐示着社会金融紧迫的前途”。尤其是土地价格飞涨,“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延线的两侧,所有土地,几尽为土地投机商所把持。往往有凭借政治力量操纵土地,转瞬遂成暴发富翁。更有凭恃政治势力,以兼营商业者。官厅法令,对此等营业,亦往往无可如何。”范长江最后警告说:

 

社会的发展,如果脱离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中心的正轨,让钱与势交相为用的集中一部分人之手,必生不平之鸣。杜少陵作丽人行以讥唐明皇时代大官贵人之骄淫恣逸,非亲尝此种滋味者,诚难了然于其用心之苦。

 

此类警示,对于自矜于西安经济繁荣为民国以来最盛的陕西当局来说,未必听得入耳。康寄遥在与林鹏侠谈陕西灾情时,吞吞吐吐地指出的“主因”如“明末流寇之起,历史亡国之前车,关心者少”,“县长之人选得失,驻军纪律之优劣”宜加注意等等。康并且认为,“有主义之匪”并不多,多的是求生不得,铤而走险者。这番话为后来研究国共力量消长的学者所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论,下了一个注脚。

 

原刊5月23日《南方都市报》,更名为《民国时期西安的畸形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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