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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北大中文系最可爱的  

2010-03-31 19:04:00|  分类: 随感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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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诞生一百周年的正日。

翻开1919年的《北京大学日刊》,多数人只注目于五四运动的进程与北大教育制度的变革,我却最喜欢看“文科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如5月5日登载的歌谣是:“年又将至心怆怆,无乜作年只空空。市上没有赊布客,村中没有借钱人。姐妹有钱无挪借,兄弟朋友嫌俄贫。把起酒杯饮一口,目计连泪满面酸。”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了中国歌谣运动乃至俗文学研究的先河。这种东西,在将北京大学视为太学遗制的学究们看来,未免离经叛道,野狐禅,与“上庠之学”颇不相称,一句话,那都是边缘性的学问。

然而这些边缘性的学问在北大慢慢地竟生发开来。1927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顾颉刚代表中山大学去江南收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的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和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的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

北大中文系主任胡适后来说,顾颉刚这种“杂货铺的收书法”,依据的是“历史的眼光”,因为“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象”。

不过,当时江浙的所有书商都觉得顾颉刚是外行,是大傻子。边缘性的学问,总是不招同代人的待见。1929年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朱自清在清华大学首开“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一直都被弄古代学问的先生们瞧不起。当时新文学是地道的边缘学科,教此课的闻一多、沈从文莫不备受冷眼。闻一多后来拼命弄唐诗,总算挽回了些声誉。沈从文不肯去英国留学,到了昆明跑个警报,还被“二云教授”刘文典质问:我死了没人教《庄子》,沈从文他跑,为了什么?

虽然如此,边缘性学问总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传统之中顽强地存活着。因此,当上世纪90年代北大中文系诸教授开始研究武侠、讲授金庸时,社会上一片哗然,视为最高学府的堕落,殊不知这正是北大中文系的风格,它从来不排斥,从来就包容这些被时人认为不入流甚至“下流”的东西。

而今的北大中文系,仍然为读者小众的诗歌设了研究所,为似乎只应师范院校关注的语文教育设了研究所,下面还挂着中国俗文学学会、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还是用前系主任胡适的话说,这些都是“叽里咕罗,噜里噜苏”,“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哩咕罗,要一个噜里噜苏,我就可以供给他们”。你看现在,有人看《庄子》,也有人看沈从文。

这不是北大中文系最高深的一面,也不是最煊赫的一面,却是它最可爱的一面,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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