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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纪念史铁生——转评《我与地坛》  

2010-12-31 09:11:00|  分类: 奇文共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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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走了,中国可称为作家的人又少了一位。

转发一篇我同事陈福民写的《我与地坛》的评述,以为纪念。

(此文选自《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

纪念史铁生——转评《我与地坛》 - 杨早 - 高芾的野史记



1991《我与地坛》

体裁:散文

作者:史铁生

首发刊物:《上海文学》

发表日期:1991年第1期

纪念史铁生——转评《我与地坛》 - 杨早 - 高芾的野史记

 

作为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它只是一部单篇散文,尽管此后人们不会再奢求史铁生乃至其他作家写出同样的作品,但正如韩少功所断言的那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事实上,不仅是那一年,《我与地坛》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它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强烈持久的震撼、回味与思考。

对于史铁生,所有的批评家和读者基本上都能达成一个共识:他是一位在当代文坛难以归类、难以确定其位置、但又拥有极端重要性的作家。这不单是由于史铁生的个人境遇使得他在文学写作道路上跋涉的身影显得独特而单薄,还因为三十年来他的写作自始至终都不在潮流之中。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令他蜚声文坛的作品,曾经按照当时的解说惯例被纳入到“知青文学”的范围内大加褒扬,并认定史铁生的作品“洋溢着对我们的土地和人民耿耿深情”(冯牧《愿史铁生健步前进》,《文艺报》1983年第6期)。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史铁生并未在冯牧所言的这个方向上前进一步,相反,他以《命若琴弦》(1985)为标志迅即拉开了与“时代”的距离。回看冯牧的说法,显然包含着对史铁生的某种善意的保护味道——毕竟此前因为《午餐半小时》的所谓“消极阴暗”格调,史铁生受到过非议。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与其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对“知青生活”的“深情”回顾,毋宁说史铁生是在获得了更为内敛更为平和的世界观之后对自己所做的一次精神梳理。

因此,当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之后,整个文学界对史铁生这个名字及其文学写作的欢迎,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许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对《我与地坛》的出现,人们只有喜悦而没有丝毫的意外和诧异,那更像是结束了一个漫长的煎熬终于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似乎只有史铁生才写得出这样尽善尽美的文字。

人们也确实是等得太久了。中国当代散文长久以来形成了它的高调、造作和模式化积弊,至少在《我与地坛》问世之前的三、四十年里,散文被“时代”所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累,被观念哲理所累,甚至被“精心构思”所累,几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曾经被认为是当代散文最高成就、后来又被痛加贬抑的杨朔散文,其模式化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低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散文的写作与阅读都是被上述模式化支配着,即便是进入了所谓“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依然存在。“60年代形成的散文文体模式,在‘新时期’主要成为散文发展的障碍,这种写作模式,通常表现为以表现‘时代精神’的目标的‘以小见大’、‘托物言志’的主题和结构倾向,刻意追求散文的‘诗化’和对‘意境’的营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理论上对于散文这种模式化弊端的反省批判已经相当清晰深入了,但是,只是到了《我与地坛》出现之后,散文的写作实践才彻底粉碎了那个梦魇一般的模式化统治,并且提示了散文写作所能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

《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致思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破天荒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抵达一种为能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

一个人与一个所在,一个绝对的障碍与一种克服之道,一个有限的孤独的个体与广大无垠深不可测的世界,就这样在“我与地坛”的深情厚意之间被诉说了: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史铁生于1969年作为知青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病致瘫而回京。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生命再次出发艰难跋涉的起点,距离他写出并且发表《我与地坛》,已经是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个“二十年”,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四百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请注意史铁生使用的全称表述:“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来这样说话,很难保证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煽情,但所有的人们都会相信,史铁生有足够的理由这么说。人们不禁会问:地坛为他准备了什么?结论其实很简单:为他准备好了关于“生与死”的答案。

人类需要这个答案吗?在不同的人那里,这个问题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老舍曾在《我这一辈子》里借一个人物慨叹,中国人活得真冤啊,糊里糊涂地来,糊里糊涂地走。可见很多人是不需要知道“生与死”的答案的。客观地说,1969年以前的史铁生也未必需要它,不然他不会对那个“最狂妄的年龄”感慨至深。但从1972年起,史铁生被迫要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史铁生替我们所有自以为不需要的糊涂人背负起了那“生与死”的沉重:

 

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它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地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们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蒋子丹《宁静的史铁生》,《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5日)

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体裁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尤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而《我与地坛》在叙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号、哀恸、宣泄等等所有的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人间至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至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前面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

 

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史铁生以自己的苦难为我们这些健全人背负了“生与死”的沉重答案,而母亲,以加倍的沉默的痛苦背负和推动着史铁生向着那答案的迫近。

在那段光彩夺目艺术质感强烈的第三小节中,史铁生插入了一段看似突兀的四季轮回,令人惊叹喻体和喻意之间的贴切精到。但这一段并不是孤立的炫才,其含义始终围绕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大道和对“生与死”的思考,一个生命的消亡将预示着另一个生命的诞生:

 

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读到这种文字而不被震撼的恐怕是鲜有了。史铁生在这里终于把他对“生与死”的答案和盘托出:生命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而旭日与夕阳不再有人类强行赋予它的等级意义,与其说它平等了生命,毋宁说是生命平等了它。这就是史铁生对于生命大爱的终极了悟。

《我与地坛》的艺术感染力来自多个方面。尽管史铁生坚持认为《我与地坛》是一篇散文,但就写作手法而言,他并未恪守体裁教条。据王安忆回忆,在拿到《我与地坛》稿件时,“《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可是史铁生自己不愿意,他说这一定是散文,而且他说为什么要把散文看低呢?这就是散文,因此它后来还是作为散文发表了。我也同意他的话,我觉得是一篇好散文。”(《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个“体裁纠纷”中,史铁生坚持强调的,只是不要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划分出体裁的等级,散文未必比小说低一等。可是,为何“《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认为它是一篇好小说,可以作为一篇小说来发表”呢?难道《上海文学》的编辑和主编都糊涂到分不清小说与散文的区别了吗?而且,韩少功当初做“丰年论”时,也是把《我与地坛》放在那一年的小说中来评价的。可见,这个“纠纷”耐人寻味。

造成这个“体裁纠纷”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与地坛》在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像那个漂亮的不行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像那个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王彬彬曾就此专门撰文指出:

 

虽然史铁生不同意把《我与地坛》看成小说,但作为“散文”的《我与地坛》之所以特别感人,特别成功,却与作者史铁生本是一个“小说家”有着某种关系:不知不觉地把一些“小说手法”用于《我与地坛》的写作,是《我与地坛》特别感人、特别成功的一种原因。(《<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史铁生的文学写作,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开始,便与社会、历史、时代这些宏大的事物拉开了距离。他一心致力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致力于对广阔而平凡的自然生活大道的探究。为此他付出了超人的代价。一方面他必须承受着文学写作内与外的双重压力,时刻担心创作资源的枯竭,“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另一方面,那个究竟是活着为写作还是写作为活着的问题,总要时不时跳出来跟他捣乱。他凭借一己之力和超出常人的弥天大勇克服着这些障碍,与命运进行着殊死搏斗,并不断向那些饱受命运折磨孤苦无告的人们奉献着自己的精神觉悟。在这个意义上,史铁生堪称当代文化英雄。

(陈福民  撰)

 

延伸阅读

 

史铁生:《病隙碎笔》(修订版),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史铁生:《想念地坛》,海南出版公司2003年8月版

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陈村:《去找史铁生》,《小说选刊》2003年第1期

张新颖:《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孙郁:《通往哲学的路——读史铁生》,《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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