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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今天——再读《十月…  

2010-01-04 10:3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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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围城》大热上位,内地票房超越两亿,口碑有些回落的势头。续出评论或云“情节设置不合理”,或云“优秀而非卓越”。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看法也不乏微词,如过于生硬,过于巧合等等。

陈可辛自己说过,《十月围城》是一部“傻电影”。我认为他说了实话,整部电影我只看见了两个字“信任”,无论这种信任因何而建。所以我一直强调它是完美的“商业片”。大多数角色的行动不缺乏推动力,情节也算紧扣,煽情处没有洒狗血引人笑场,这于商业片已经足够。商业片不是文艺写实片,不必遵循现实的逻辑,要的还是激烈的戏剧冲突。跟想得太多的《麦田》和想得太少的《三枪》相比,《十月围城》足以称为华语商业片的样板。

它是很傻很天真的,双方主事者竟然都没有私利的考量,全是国家民族。配角们重情义轻生死则是对大众的美好想象。所以《十月围城》是这个冬季寒风中的一个梦,将这可爱而不可信的伪历史呈现,挑动观众的义愤与悲情,所谓孙中山,所谓反清大业,不妨将之视为一个象征符号,可以置换成任何伟人,任何时代的大目标,都无损这个傻故事的分毫。——这就是知识分子角度的解读,与商业与票房无关,于一部面对大众的商业影片,错位且无效。

合格的商业片都是傻电影,只不过它们不像《三枪》那么蛮横,活生生封杀任何思考的可能,只会伸手挠胳肢窝地要笑声,它们只会谦恭地低下头,用体验感强大的影像与细节,悄声地劝说:放开头脑,跟我们一起哭笑,跟我们一起制造一个九十分钟的梦,就像这周围人为制造的黑暗,避开并忘记外间眩目的日光,庸常的生活。

而且,好的商业片和合格的商业片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提供往更深更广处思考的缝隙。正如陈可辛所说,《2012》是比《十月围城》更傻的电影。它不提供任何的意识形态缝隙,强行逼迫观众接受它的伦理安排(也可以说强行迎合观众的主流心态),小孩不死,宠物不死,拯救总在最后一分钟来临,看似关注灾难中的个体,却例牌地用幸运的一家遮蔽了灾难的惨酷,有名字的幸存者代替了数以亿倍计的无名的殉难者,普世的灾祸却成就了一艘方舟的欢呼,也拯救了被特效拖入影像情境的观众的焦虑。

相比之下,《十月围城》提供了这样的缝隙。即使是二度观影,当阿纯为阿四开读那本少爷钟爱的《伦敦蒙难记》,张涵予那多少过于悦耳的声音同步响起:二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二千余年专制之祸……革命就是让人人不啼饥,不号寒……镜头慢慢地摇向街市中那些平庸而平静的升斗小民,工作,游逛,嬉笑,休憩,有意无意地与画外音中的大义表白构成淡淡的反讽。那一刻,鲁迅借了一个俄国人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发出的那句尖锐的提问不期而至,呼啸而来: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

这已经不是观赏商业片的氛围。这个声音若即若离,伴随着血腥,怯懦,危急与恐惧,一路护送到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孙逸仙博士已经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镜头缓缓从他的盔形帽上摇下,定格,不再是刚才宣扬大义时自信饱满的脸,晶亮的泪水盈满眼壳。

这泪水是编导给孙文的,喻示着他对个体牺牲的意识与不忍。然而毕竟船已起航,风云在即,数十百人的牺牲,换来伟人两眶的热泪,是维城的幸还是不幸?有影评说《十月围城》违背了港片的传统价值观,其实没有,这座殖民城市,起义、反满都与它无关,孙文一走,街市依旧太平,它仍然被摒弃在家国之外,它是革命的居停,最终也成了革命的弃儿。

这是纯属个人的感受,很少有观众像我,从这部影片想到革命史上的华侨角色。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外国与殖民地的华人,几乎不存在知识精英,他们没有任何工作与居留的保障,也几乎无法从事任何有智力含量的工作。他们辛苦勤劳的代价,却有一大部分回哺故园唐山,康有为来保皇,他们捐款,孙中山来革命,他们也捐款,因为他们希望祖国强大,足以荫庇她仳离流落的海外子民。然而无论革命成功与否,他们总是最先被遗忘的人群。

孙中山的泪水,是一个小小的反扑,前面那些慷慨激昂,那些舍生取义,突然在泪光潋滟中变得可疑,变得虚妄。理智告诉我,这大概是我的过度阐释,然而我宁愿相信,这是编导放置的隐秘的非商业元素。这元素有个名称叫“情怀”,否则他们完全可以让孙文迎着太平洋上的灼烈阳光,意气风发地踏上归途。

我就这样略过了那段声音和这幅画面之间60分钟无休止的打斗,两者之间只有一句点题的格言:“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你以为那些用法规怂恿“钓鱼”的执法者,那些用条例批准“强拆”的决策者,那些将自焚称为“暴力抗法”的言说者,他们只是被私利所驱逐,只是被政绩所诱惑吗?我不相信。如此的理直气壮,如此的悍然,他们一定在意识上已经寻得合法的解释,那或许便是“舍小家顾大家”,或许便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体”,或许便是“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鲁迅的诘问再一次呼啸而至。这是“国父”也无法回答的诘问:“文明”仅仅是人人不啼饥,不号寒,有恒产吗?“文明”不包括人人享有同等的尊严,多元的选择,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吗?“文明之苦痛”如果包括民众在无知之幕下为大目标殉难的无从选择,它是否会最终压垮“文明”本身?

孙文的眼泪停留在1906年的香港。我闭上眼,看到的却是中国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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