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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文化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冲突(四)  

2008-04-14 09:51:00|  分类: 随感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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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风波:国族意识与个人叙事

左翼知识者惯常的“社会本位”叙事逻辑在“《色,戒》风波”中再次完整展现。黄纪苏在11月1日《色,戒》大陆公映之前,已于10月26日发表博客文章《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文章完全避开之前在华语文化圈讨论热烈的“李安改编是否成功”、“裸戏床戏是否必要、过分”等文化话题,直指影片中反映的国族意识是“对西方的跪抱”:“《色,戒》重复了跪抱集团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它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如此而已。”事实上,黄纪苏和他的朋友们,正是反感于大陆“主流媒体”对电影《色,戒》的一片吹捧之声,才愤而依托网络发动了这场批判。

与这部电影相关的另一则新闻是: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董彦斌11月13日正式起诉广电总局:由于它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度,导致话题之作《色,戒》被迫删节后在内地上映,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在此之前,大量内地人士进入香港观看这部“三级片”,许多香港、台湾居民因此产生了一种文化优越感。

这些事情交织在一起,让《色,戒》的上映成为一场含义繁复的风波。从“文化本位”出发,讨论《色,戒》对原著改编的艺术得失,并从中发掘华语电影生存壮大的契机,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借助《色,戒》上映,要求电影当局颁布分级制,进一步增加文化自由度,是一种文化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提高社会的福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色,戒》的解读,不外如此。

但左翼对《色,戒》基于“社会本位”的极端解读,将问题推向了一个非此即彼、剑拔弩张的境地。黄纪苏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强调做人要“知好歹”,不管《色,戒》拍成什么样,它对抗日英雄的亵渎、对汉奸的美化无可置疑,上映这样的电影,会让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混淆是非,丧失爱国意识。他们还指责政府部门放纵这种“汉奸电影”流毒散播,反过来却不让批判它的文章在主流媒体上刊登。

政府是否与《色,戒》的上映有相关利益关系,以及何以打压对《色,戒》的批判,难以为外人察知。不过,左翼无疑从这种描述中获得了强烈的“悲情意识”,他们奔走呼号,忧心忡忡,立意要将对《色,戒》的批判变成国族教育的一次契机。

在我看来,对《色,戒》的分析,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如前所述,“文化本位”与“社会本位”各自有其合法性,不是只能让其中一种一统江湖。但是我们应该设法让不同层面、不同前提的分析在各自的语域内进行,而不是像现今这样混成一锅粥,还要强加上“是否同情汉奸”之类的道德评判。

如果从“社会本位”立场分析《色,戒》,它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岁末年初的另外两部大片如《集结号》、《投名状》与《色,戒》有着相似的症候。几部影片的叙事都有着道德模糊与伦理游移的问题,没有人是让观众全面认同的“好人”,但也没有人是无可置辩的“坏人”,每个人在历史场境内部,都貌似有着自己充分的行为理由,但都游走于“善与非善”的伦理体系边缘。已有多名影评人指出,这种模糊的道德评判不符合好莱坞行之有效的大片守则,无法让观众投入鲜明的爱憎,反而更像是艺术片对人物善恶不确定的探索。

有意思的是,中国观众恰恰认同于这种道德模糊与伦理游移,正如一位中年女性在网上的留言:“颓废奢华和纠缠的情感以及模糊的道德界限,是(《色,戒》这个影片触动我的地方。”这种认同导致了三部大片票房与口碑都大红大紫。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的伦理法则变迁有深入的认知,简单地赞成或指责,都无助于问题的讨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个人与集体”的重新认知问题。近二十年来,个人叙事在华语文化产品中蔚然成风,年轻一代在这种话语中成长,认同于“人性”、“感情”的至尊无上,在个人叙事当中,历史、国族、集体这样一些概念轻如鸿毛。这当然是对前三十年宏大叙事吞没一切的反拨,但是矫枉过正,个人叙事的平面、细碎与封闭,也造成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对此,知识界确实有不少人振臂疾呼,希望能够重提集体意识(国族意识)的必要性。如2006末上演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黄纪苏一改全面冷酷批判的风格,在剧末号召“一起走”;而左翼在批判《色,戒》时举出的反例,正是赢得一片叫好声与多个奖项的《士兵突击》。在这部电视剧中,王宝强饰演的许三多,通过个人融入集体的过程,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许三多受到热烈追捧,可以视作受众对一种现实中缺失的“集体型人格”的向往。

问题是,集体意识,会不会对个人叙事构成压抑?个人又如何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凝结成集体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人类社会一个几乎永恒的难题。在尊重集体与张扬个性这两种话语之间,孰重孰轻,孰急孰缓?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中国知识界。正是因此,持自由派立场的《南方周末》向《士兵突击》发出了谨慎的赞许,颁奖辞指出:许三多代表了强大的工具理性,运用得当,可以造福社会,反之亦然。

 

 

综合以上诸文化事件,我的基本看法是:“文化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冲突,是阻碍中国知识界重建“知识共同体”的一个主因。在2007诸文化事件中,“文化本位”的分析与批判,相对有着清晰的评判体系,与明确的文化诉求。但是一旦“文化本位”进入大众媒体层面,往往会遭到“社会本位”的质疑与批评,因为“文化本位”通常是一种“少数人的主张”,它指向一种超越大众认知与切身利益的长远目标。而“社会本位”纠缠于知识分子言说、政府威权、媒体表达三者的互相干扰之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迎合多数的特性。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社会本位”论者往往跨越各陈己见的界限,大包大揽,将所有问题都社会化、极端化,以获取更多的发泄快感与民众喝彩。

在中国社会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共论域之前,“知识共同体重建”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有效的公共论域如何建立?不是知识界可以独力完成的。政治的开放与包容,媒体的竞争与细分,知识的创造与积累,都是重建知识共同体必要的条件。知识者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平衡器”存在,保持适当的缄默与冷静的思考,尽可能地发表严谨的知识表述与价值判断,是当下我们唯一能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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