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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历史小说的壳,官场小说的核  

2007-07-07 07:1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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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跃文的转型?

    《大清相国》据说是王跃文杀入历史创作的“转型之作”。小说写的是顺、康之际的名臣陈廷敬,从莘莘学子历经宦途坎坷,终于成为康熙朝谋国重臣的历程。版权页上的图书定位是“长篇历史小说”。长篇、历史、小说,“长篇”没得说,48万字。“历史”就存疑,终于还就是“小说”比较靠谱。

    王跃文是“官场小说的一面旗帜”,而今却换个码头讨生活,总让人疑心他整了容换了头面,葫芦里卖的还是旧药。四十八万字一一过眼,预见果然不谬。何以证之?我在2001年,曾为王跃文的《梅次故事》写过一篇书评,其中一些断语,完全可以移作《大清相国》的评论,如:

    “朱怀镜必须在官场中敷衍折冲、媚上和下的无奈处境,被解释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留在有利的位置上,为老百姓真正做点事。”

“王跃文让朱怀镜处处体会到居高临下的成就感,却又不断滋生出违心行事的悲剧感,将这些行为是否合理合法的辨析,转换成主人公感情的挫折和诉求……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圆滑处世通晓官场手段又能为民做主奉公守法的‘好官’范本。”

   “这样,《梅次故事》就拥有了官场小说的双重功能:既揭开了普通民众渴盼探知的官场内幕,又为愤慨官场黑暗的读者提供了心灵抚慰。”

只需将“朱怀镜”换成“陈廷敬”,便与《大清相国》若符合节。这充分说明,这部小说的内核仍然是王跃驾轻就熟的“官场模式”。

    然而且慢,官场小说的核,历史小说的壳,一鱼两吃,世上哪来那么便宜的事?《大清相国》必然会遭遇“戏说历史”的质疑。

 

何必非要学历史

    听过一位史学家当面质问王跃文:你写此书,用了多少时间看史料?王跃文老实答:一年多,基本史料都看了,但二手居多。史学家曰:能多看两三年就好了。

    不能说王跃文没在史料上下功夫,一年多时间,能读完陈廷敬作品、《清史编年》康熙朝、《清史稿》相关传记,已经颇不容易。再有两三年工夫,最多不过将有关档案看一遍,但是典章、制度、称谓、名物、场所、景致……这些组成“氛围”的东西,没有基础的人,十年工夫也未必摸得清。

    偏偏历史小说,人物可以虚构,性格可以重塑,心态也可以悬想,这些硬伤却万万犯不得,因为它们会将读者从“真实想象”中抽离出去,从而将苦心营造的阅读氛围毁于一旦。这便是历史小说的难写之处(金庸武侠为他人不可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非要说:我的历史小说就是写给没文化的人看的,反正他们也看不出任何“硬伤”。如此不负责任地抬杠,何不干脆归顺“玄幻”阵营?

    然而,要真让有志于历史创作的小说家都去下十年苦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但是小说家和出版商应该依照西方惯例,请一位研究该时段的学者,为书稿把关,虽然会增大前期投入,却也能增加作品的美誉度,仔细算算,还是划得来的。

 

官场小说一脉相传

    “有没有官场文学”一直是当代批评界争论不休的命题。我的看法是:王跃文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与李伯元、吴趼人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一脉相传,如前所说,既满足了读者的窥隐心理,又抚慰了受众的愤慨之情。只要官僚体制存在,潜规则不废,这种文学样式一定存续不绝。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批评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句话移来评论如今的官场小说,也算贴切。《大清相国》里的人物,其实都算单面,无非是利益驱动,陈廷敬、明珠、索额图,加上一个伺机而动的高士其。在他们斗法的过程中,史称英明有清第一的康熙,反而显得耳软心活有如唐僧。叙写历史人物尽可自出机杼,但这样的康熙,明显是为呈现忠奸斗法惨烈而牺牲掉的角色,其作用大致相当于传统戏台上的“昏王”。

    另外一点,《大清相国》也很像晚清谴责小说,即笔触虽及于朝廷上下,《官场现形记》却是写佐杂小吏远精彩于方面大员,《大清相国》则是写具体事务颇见精神,写经国大计虚头巴脑,明显是作者兴趣不在于宏观的历史思考,而在于“世态人情”的刻画。

    应当指出,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包括《大清相国》,对于前人的谴责小说有超越之处。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略》前身)里比较《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与“真正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区别时,指出谴责小说“共同忏悔之心少”。李伯元自诩《官场现形记》是一部“官场教科书”,意即此书可以匡正人心,话里话外,都是把自己先摘出来的。小说作者不去体会书中人物的内心甘苦,只是一味讽时骂世,痛快是痛快,深度却有限。

    《大清相国》能够设身处地体会陈廷敬的难处:为什么明明知道山东巡抚枉法徇私,仍然不能参他,只能保他?这就涉及到法家所谓“势”、“术”、“权”等政治思想了。参,不但是不能救济山东灾荒,反而会把自己赔进去;保,虽然不能逞快于一时,却可以达到自己想要救民水火的目的。两相权衡,陈廷敬选择后者。这样的举动从儒教道德评判来说,近于“自污”,确实不是一般的“清官”、“能吏”可以做到的。《红楼梦》里借宝二爷之口批判的“文死谏”的“直臣”,也是断不肯自污的。陈廷敬能为百姓承担生前身后骂名,确可称为大勇。

    而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复杂暧昧之处,就在这些地方,陈廷敬超越不了,几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仍然超越不了。《大清相国》对此没有评判,似乎是对陈廷敬寄予同情。一部官场小说数十万言,不仅仅与读者一起宣泄痛骂,而能留下这么一个让人掩卷三思的问题,总算不白费了读者的眼力与工夫。

 

附记:前日翻中华读书报,有王跃文专访:“其实,王跃文很不愿意别人把他的作品叫做官场小说,他认为自己写作的是政治文化小说。而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集体对政治的认识,或者一种价值选择,现实生活中,‘政治文化’就这样很庸俗的被替代或置换。‘这是国人的悲哀。’王跃文说。”

    这些话有点儿装大尾巴狼。王跃文一直孜孜于发掘与描述中国政治文化(无论古今)中的某些潜规则,基本上是揭露,而走到无路可走,多少有些犬儒的成分。事实上,政治文化是一种现世的、经验的文化,不用替代,它本身就很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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