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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的野史记

 
 
 

日志

 
 

书情观察:鲁迅·日本·旧作  

2006-02-27 09:54:00|  分类: 游目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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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编辑专家”止庵据说到了新星出版社当副总编辑,立竿见影的效果便是新星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新星·鲁迅书系”(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共计六册,包括:《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红星佚史》、《孙氏兄弟谈鲁迅》、《惜别》。前三册均为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由周作人主译,鲁迅亦有参与。其中鲁迅所译部分曾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域外小说集》曾于1986年收入岳麓书社“旧译重刊”(该书尚收入巴金、汝龙等新译),其余各书则绝版多年。如今重新出现在架上,似乎提醒着我们一个世纪前北京文化圈内“兄弟怡怡”的神话,及两位文化重镇终阋于墙的惆怅。

《惜别》也值得一提。这是1945年日本学者、作家太宰治受日本官方机构委托而创作的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那一段时期的日本鲁迅研究,如今公认成就最大的无疑是竹内好。而“太宰鲁迅”与“竹内鲁迅”似乎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对立。无论如何,《惜别》是鲁迅在日本的接受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说到日本,2005年出版热点之一的“日本话题”仍在延续。中日两国学人过往的互相寻访,当然是两国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晚清以降,日本学者、商人大量收购中国旧书,引发中国旧书价格飞涨,也促成了中国学术疆域的扩张与变化,胡适曾经强调旧书业对“整理国故”和“走向民间”两次学界思潮的影响,而旧书业的学术化,正是以日本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为滥觞。《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中华书局2006年1月版)让我们可以从当事者的角度重新检视这一潮流的衍生与开展。陈平原的《日本印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虽然是旧作《阅读日本》的增订,仍以其独特的“文化散步”形式,在众多对日本的个人化解读中独树一帜,大量图片的补入,也增强了读者的贴近感。

旧作重印也渐成了一种风尚。看来,虽然新书层出不穷,好的著作仍有冷灶重燃的必要。拎出其中三本,只因它们在我的阅读史上曾经熠熠生辉: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这部书好在对历史结构与历史事实,都有独到的见解。一般写通史的学者,往往拘泥于一个“通”字,流水帐般写将下来,却是一枝笔顾得短线(重大事件)顾不得长线(长时段历史形态),倒不如吕思勉那样索性分成“中国政治史”与“中国文化史”两部分,前者大体采编年史的形态,以见历史的火尽薪传,后者则分门类,计婚姻、政体、财产、官制、住行、学术等十八章,读上去纬络分明,章节之间却又血脉相连,真正不枉了叫做“通史”。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久负盛名,我于其中独赏《幕后政治家——约瑟夫·富歇传》(侯焕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比较于新版的书名,我更喜欢旧版的题为《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富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家,一直做到拿破仑大帝的公安部长,他是那个天翻地覆时代中的东厂总管、大内密探。几乎没有任何上流人士喜欢富歇的阴险和狡诈,可是他却在政治风潮中屹立不倒。每一位统治者都需要这种人,有狐狸的头脑和狼的心。

梁漱溟以强项著称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而这种强项因何而来?我虽然已经无数次翻阅这本《忆往谈旧录》(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版),仍然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如《我的自学小史》、《记彭翼仲先生》等篇章中提到的,因为梁漱溟父亲梁济对清末启蒙运动的热衷,梁漱溟从未进过私塾,而是在彭翼仲的蒙养学堂中接受现代化的初级教育。他后来选据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据,不是教育灌输的后果,而是自己独立阅读思考的结论。单凭这一点,此书已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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